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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理论版发表东方体育李可亭教授署名文章

作者:来源:时间:2020-11-23

11月21日,《河南日报》理论版发表东方体育李可亭教授文章: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原文链接: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20-11/21/content_457494.htm

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李可亭

《河南日报》“理论”2020年11月21日

2019年9月,东方体育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是东方体育总书记对殷商历史文化基本史实、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商丘是殷商文化的发源地,殷商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治国理政和育人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让它焕发新的时代价值。

商汤“选于众,举伊尹”的做法是“选贤与能”用人原则的代表。商汤是孔子称道的君王楷模,与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并提。《论语》记载,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即选用贤人,罢黜小人。子夏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把伊尹提拔起来,用为右相,坏人也就难以存在了。事实证明,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他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帮助商汤治理天下,积极整顿吏治,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商汤举伊尹是“选贤与能”的表现,与《礼记》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一致的。儒家设计的这个社会理想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我们今天追求的和谐社会的写照。

殷商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仁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殷商始祖帝喾是一个仁爱之君,他继承和完善了颛顼的历法,发展农业生产,教化万民。微子是宋国的开国之君,他面对商纣王的暴政,与箕子、比干向纣王进谏,用自己的举动对仁德文化作出了诠释。宋襄公是坚守仁德文化的典范,他有多次仁义之举,最著名的就是与楚国“泓水之战”中的做法。他不进攻没有排好战阵的敌人,不擒获年龄大的敌人,体现了宋国重诚信、重仁德的传统。殷商仁德文化启发和影响了孔孟等儒家学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继承之,发展为“仁政”。“仁”和“仁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统治者在推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时,遵循的就是“仁政”的主张。孔孟提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成为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

商汤的“日新”思想引领后人的创新发展理念。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大学》记载,商汤有个“盘”(洗脸盆),上面铸有九个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日新”的本义是指洗去脸上的污垢,使之焕然一新,引申义则是指精神上的弃旧图新。商汤把“日新”九字铸在洗脸盆上,当作座右铭,每天洗脸时提醒自己,要“日新”,要进步,并且通过自己的“日新”达到“新民”,让老百姓也焕然一新。《大学》开篇讲的“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是这个意思。仔细分析,这不仅是天天洗脸的好习惯问题,还是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是一种革新的姿态,它驱动人们弃旧图新,成为人们创新前进的精神动力。商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革命者,他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商朝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王朝,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殷商的先王相土、王亥分别发明了用马驾车和驯服牛,驾着牛车进行商业贸易,创造发明了畜牧业和商业。

商汤“网开三面”的做法是后世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导。《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网开三面”,使更多的鸟兽得以逃生。他的这一布德施惠的做法赢得了40多个部落的信任,纷纷加盟商部落,商部落迅速强大起来。于是商汤率领大军,先灭掉邻居葛伯国,然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汤“网开三面”,说明商汤不仅对商人施以仁爱,而且将这种仁德惠及禽兽、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商汤的仁德思想启发了孔子。孔子说,君子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因为用网捕鱼会造成竭泽而渔的结果;君子不射杀归宿的鸟,因为射死归宿的鸟,等待喂养的小鸟也会饿死。商汤的做法和孔子的话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反映了在取用自然资源时常怀珍惜爱护之心的生态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殷商文化中的“有作为、敢担当”精神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商汤是一个有作为、敢担当的开国之君,《吕氏春秋》记载,商汤在“桑林祈雨”时说,天下大旱,五年没下雨,是他一个人的罪过,请求上天不要连累老百姓。于是剪掉自己的头发,缚住自己的手,以自己的身体作祭品,祈福于上帝。老百姓非常高兴,雨倾盆而下。历史上治民之道的基本思想是敬天爱民,而爱民必须为民担当。商宋文化一脉相承。《左传》有一段“桓公罪己”的记载,说宋桓公有担当,“有恤民之心”,又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大禹和商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夏桀和商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任何朝代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周期性现象。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谈到“周期率”问题,提出共产党要执政中国,怎么做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们常用“殷鉴不远”来警醒自己,殷商的兴亡史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东方体育总书记多次提及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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